黄某某滥用职权案

突破 “恶劣社会影响” 认定难点,滥用职权成功无罪

一、案情简介

王某某投资设立企业,开展镍矿冶炼项目,期间因合作方虚构技术能力、采购设备存在质量问题、相关人员收受商业贿赂等多重原因,导致项目彻底失败,企业遭受巨额经济损失。为此,当事人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,举报合作方涉嫌商业贿赂、合同欺诈等刑事犯罪,公安机关依法立案并对相关人员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。

案件办理过程中,经侦队长黄某某允许双方见面,就经济赔偿事宜进行协商,两名涉案合作方先后向当事人退还、赔付相应款项。后续检察机关提起公诉,指控:一王某某伙同公安局经侦队长黄某某,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违规操作,共同构成滥用职权罪。

二、辩护思路

针对滥用职权罪:全方位论证不构成犯罪

结合刑法及司法解释关于滥用职权罪的规定,从实行行为、主观故意、法定危害后果、共同犯罪逐一拆解指控,其中重点论证本案未造成滥用职权罪要求的 “重大损失” 与 “恶劣社会影响”:

1. 黄某某履职合法,不存在滥用职权行为
       黄某某分管、经办经济犯罪案件,受理当事人举报的商业贿赂案件、依法立案侦查、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,均是履行法定职责。法律并未禁止被监视居住人员经批准会见他人、协商民事赔偿;办案人员对嫌疑人采取不定时检查、电子监控等监管方式,完全符合公安办案程序规定,不存在超越职权、违规处理公务的行为。当事人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,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挽回经济损失,属于合法维权范畴。

2. 无共同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

王某某仅以案件被害人身份,请求办案机关依法履职、协助追回损失,从未要求公安人员违规办案;也未主动申请违规会见、授意他人实施违法行为。涉案人员协商赔偿,系对方主动提出,中间人也系对方家属委托斡旋。王某某与公安人员之间,无任何串通、谋划滥用职权的意思联络与协作行为,不成立共同犯罪。

3. 本案未造成法定 “重大损失”(重点论证)
      滥用职权罪属于结果犯,必须造成 “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” 才构成犯罪,法定后果包含物质损失与 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” 两类,本案两项后果均不成立:

(1)未造成财产损失

涉案人员向王某某支付的款项,本质是民事赔偿、货款返还。合作方因虚构技术、设备质量缺陷、商业贿赂等过错,给当事人企业造成数亿元损失,双方基于民事法律关系、生效民事调解书达成赔偿 / 退款合意,赔付金额在合理责任范围内,不属于无辜遭受财产损失。

(2)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(重中之重)

司法解释及司法判例明确,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” 需达到损害国家机关公信力、引发媒体大范围报道、大规模上访、引发矛盾冲突等严重程度。
        其一,本案办案流程对外高度隐蔽,在司法机关发布逮捕信息前,社会公众完全不知情;相关信息公开后,也未出现媒体大肆报道、群众围观、集体上访、网络负面舆情等情形。
         其二,公安机关依法查办商业贿赂案件、帮助受害企业挽回经济损失,本身是维护市场秩序、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正当履职行为,不仅不会贬损国家机关形象,反而体现了执法为民的导向。
        其三,公诉机关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恶劣社会影响,仅凭主观推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结合同类裁判规则,本案完全不符合认定 “恶劣社会影响” 的司法标准。

三、案件难点

1. “恶劣社会影响” 认定主观性强,抗辩难度大

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” 属于非物质性危害后果,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自由裁量空间。公诉机关笼统推定存在恶劣影响,辩护人需要结合法律规定、同类判例、舆情事实、案件传播范围等多角度举证、说理,推翻主观推定。

2.共同犯罪认定复杂

公诉机关将被害人、办案人员、中间人一并指控为共犯,刻意混淆 “合法请求履职” 与 “共谋滥用职权” 的界限,需要拆分各方行为、主观心态、行为动因,逐一切断共犯链条。

3.案件背景复杂,舆论与主观认知干扰裁判

本案涉案合作方多方举报、控告,利用舆情影响案件办理。案件本身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,辩护工作需全面梳理海量书证、言词证据,还原客观事实。

四、案件结果

滥用职权罪:依法不予认定
法院全面采纳辩护意见,认定:两名公安人员系依法履行侦查职责,不存在滥用职权行为;王某某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,行为合法、无共同犯罪故意与行为;涉案款项属于民事赔偿及货款返还,不存在法定财产损失;本案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,滥用职权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均不满足,判决当事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。

五、案件典型意义

1. 细化滥用职权罪 “重大损失” 的司法认定标准(核心价值)
本案重点厘清了 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”的裁判边界:明确该后果不能主观推定,必须以客观事实、实质证据为支撑;严格界定认定标准,需达到损害国家公信力、引发大范围舆情、上访、冲突等严重程度。同时区分民事赔偿与刑事财产损失,明确因自身过错主动赔付的款项,不属于滥用职权罪中的 “财产损失”,为同类渎职案件审理提供重要参考。

2. 明确履职行为与滥用职权的界限,规范公职人员履职认定
区分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常履职、依法协助当事人挽回损失与 “超越职权、违规办案” 的边界,强调公安机关查办经济犯罪、促成涉案双方合法协商赔偿,属于正当履职,不能随意拔高认定为渎职犯罪,保障公职人员依法履职。

3. 厘清刑民交叉案件裁判逻辑,保护民营企业及经营者合法权益
针对民商事纠纷衍生的刑事案件,确立 “先区分民事责任、再审查刑事犯罪” 的裁判思路,禁止将合法民事追偿、赔偿行为纳入刑事追责范围,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维权权利与人身、财产权益。

4. 规范共同犯罪的认定规则
明确渎职类共同犯罪必须同时具备共同行为 + 共同犯罪故意,仅单纯请求国家机关依法履职,未参与谋划、指挥违规行为的被害人,不能被认定为渎职罪共犯,杜绝不当扩大打击范围。


本案代理律师:张俏律师

张俏律师,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,刑法学硕士,师从著名刑法学家肖中华教授。具备极强团队统筹与大案把控能力;擅长承办卷宗数千册的重大、疑难、复杂刑事案件。2015年至今,11年深耕刑事辩护领域,累计办理刑事案件近 200 件,特别重视证据分析与运用,善于制定全面细致的诉讼策略。在代理的刑事辩护案件中,帮助当事人获得多起撤销案件、不起诉、缓刑、免刑、变更轻罪名、减轻处罚案件,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

代表案例,包括(但不限于)下列案件: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某某受贿案(参办);薄熙来秘书吴某某受贿案(参办);原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行贿、利用影响力受贿案;原国信证券某地经理方某某受贿案(受贿500万,一审未认定自首;二审介入后,认定自首,改判为6年半);辽宁某市医院院长王某贪污、受贿案(检察院量刑建议12年5个月,两罪数罪并罚后判7年半);浙江某地副厅级李某某贪污案(贪污860余万元,量刑建议十一年。经辩护,剔除多笔无确实证据的款项,认定犯罪数额为170余万元,最终量刑三年六个月);广东某国有公司总经理吴某某挪用公款案(挪用公款1500万元,量刑建议五年六个月。经辩护,最终认定挪用600万元,量刑一年十个月);山东某地城建局局长高某某受贿案(指控受贿1200余万元,量刑建议十三年。经辩护,其中一笔认定为正常借款,另有多笔无具体请托事项,最终认定受贿金额290万元,量刑五年三个月);北京某区某某街道纪委书记受贿案(量刑建议11年,认定自首,量刑8年);江苏省某公安局政委杨某某滥用职权案等。